包卓轩：一个十五岁青年的709记忆
By Sloane Song
在中国，5月4日是青年节，以纪念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我们选择今天发表这篇文章，讲述包卓轩被警方拘留和酷刑以及后续如何自愈的故事。
中国人权感谢包卓轩勇敢地第一次公开分享他的经历，感谢Sloane Song记录下这个故事。
包卓轩十五岁的那一年，他从事人权律师工作的父母王宇和包龙军被警察逮捕了。那一年，他被警察殴打，被暴力逼供，试图偷渡出国又失败，还在缅甸被人拿枪指着头。
那是2015年，习近平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的第二年。7月9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非法逮捕、审讯、监禁超过三百名人权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群众及其家属等。
根据前线卫士的消息，包卓轩的母亲王宇是一位商业和人权律师，曾为女权行动者、法轮功信徒、被判“煽动分裂罪”终生监禁的著名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等“敏感人士”辩护。
七月九号的晚上，王宇是第一个被抓的。包卓轩的父亲也在同一天被抓。从2015年7月到2016年8月，王宇和包龙军被监禁，无法与外界接触。同时，包卓轩被强制送回内蒙的爷爷奶奶家，在警察的严格监视下生活。
今天，王宇和包龙军依然在中国生活，他们的儿子包卓轩已于2018年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现居美国。
去年夏天，我在纽约的一个人权研讨会认识了包卓轩。我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以为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普通高中男生，脸上有些青春痘，在陌生人面前羞涩却又会保持礼貌，并且酷爱日本动漫。晚上我和别的研讨会成员去酒吧时，他故作夸张地大喊道“我要烈酒，给我最烈的酒！”实则几乎叫不上任何鸡尾酒的名字。他最后悄悄地点了一杯苹果汁。我感到他身上有着一种孩童般的稚气，好像他从未被伤害过、污染过，还没有被世界变得世故。我很好奇，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参加如此严肃、甚至压抑的人权研讨会？
第二天，当研讨会的组织者邀请他分享他的709故事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是包卓轩，才知道在2015年，一个15岁的青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恐怖。他提到那段日子的时候看起来很紧张，偶尔会磕巴，紧紧地抱着胳膊。他讲完后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接下来的整晚，人们不断地向他表示安慰与敬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想记录下你的故事，”我说，“我想让世界看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709大抓捕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他依然保持着那副羞涩又礼貌的姿态，“但是我怕我会讲不好。每次想到那段日子我还是会很紧张。每次我说完了，都还是会失眠，或者连续好几天做噩梦。”
本篇文章由包卓轩在采访过程中提供的自述整理而成。更多关于709的背景信息可见于例如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报道。本篇文章不在于试图解释709是什么。本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在于让世界看到一个22岁的男生如何回忆他15岁时的709经历，看到时至今日，他依然在挣扎中讲述这个故事。
*
以下是包卓轩的自述：
我大概是记事儿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到了北京。他们当时北漂，一开始在北京住的是招待所，后来租了一个小平房。一个平房里就一个床，我跟我爸、我妈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基本上没有办法生活。我妈觉得我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太可怜了，就把我送到了天津。
我爷爷奶奶住在天津，大概直到小学结束，我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爷爷奶奶是我⻅过的特别特别恩爱的一对夫妻，不过两个人都六十多岁了，倒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密切的甜言蜜语了。我爷爷奶奶很宠我，尤其是我奶奶，我说我今天不想学习了，她就说那咱玩儿去。就是这种惯着我吧。我说我想要这个，她就说那就买吧。小时候我跟爷爷奶奶关系感情挺深的。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段时间的，因为那段时间不会⻅不到爸妈。我爸妈他们很喜欢我，很爱我。他们每周基本上都要来看我一两次，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高铁，要坐好几个小时的绿皮火⻋，很多时候都没有座位。
小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现在一想的话我爸妈那段时间也挺辛苦的。但是他们每周来看我，对我而言是很快乐的生活。他们来天津一趟，带我去哪里玩一圈，我就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对社会完全没有了解，天天想着是去玩，去哪个动物园、公园、水族馆。
我上小学五年纪的时候，我妈第一次被抓了。那一次我妈来天津看完我后，回程的时候遇到铁路售票员查票。我妈是买票了的，她还在找，那个售票员就对她动手动脚要搜身了，然后我妈就急了，扇了那个人一巴掌。就因为扇了一巴掌我妈被关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们说我妈导致那个售票员神经性耳聋。我妈是很瘦弱的一个女性。她没什么力气，真的就只是生气了，在告诉对方已经在找票的情况下被身为男性的对方上下其手摸，她只是本能反应。
当时是允许探监的，但是也许我爸妈觉得我太小，也怕再次打击到我妈，就没让我去。
我妈被关在天津。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不想去上学了。我跑去天津的看守所⻔口，在那转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逃学。逃学逃了将近半周，学校给我爷爷奶奶打电话。我不觉得我能⻅到我妈，五年级的我已经不会那么幼稚了。我不会觉得我去看守所⻔口逛一圈就能⻅到我妈，但是我还是往那个方向坐公交去了，没有目的。我知道⻅不到我妈，我只是有一种驱动感，我想去离她近一点。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也讲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是当时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不到妈妈了。我爸来天津不一定是来⻅我的，也可能是来⻅律师或者去走访的。感觉我很小年纪就因为这事情接触到社会丑陋的一面，假如我生活在一个别的家庭里，生活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父母是当官的公务员，我可能一辈子我都不会知道中国这个社会的状况是什么样。
在我面前，爷爷奶奶试图不表现出太多情绪，但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我爸对这件事情如此上心，为什么把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其中。“你老婆现在是一个囚犯，你还不划清界限。”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文革时期的影响：在面临问题时，先要划清界限。在文革期间，我爷爷奶奶被打成了内人党，被关进了牛棚里，没有衣服穿，和猪抢食物。
两年半的时间我没有⻅过我妈。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妈就彻底变成人权律师了，我爸也因为这个契机去考了律师执照。我妈出狱后没有跟我讲什么她在里面的经历。也许是她觉得这对于小学六年纪的我来说太沉重了。我能看出我妈瘦了，但其实我感觉我妈是很坚强的，她可能不希望我看到她不好。
到了初中，我爸妈就把我接到了北京。我从小就没怎么跟爸妈呆在一起，但是爸妈确实特别爱我，对我很好。那个时候我跟爸妈每天住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几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可比拟的时间。
有一次我跟我妈吵架，我说“我⻓这么大你才陪我了几年，我⻓这么大，我从小到大你跟我爸两个人从来没陪过我。”当时我是在上初中。其实我现在想这话说得很混蛋。然后我妈就哭了。我觉得我错了，不能这说这种话，我太过分了。我妈很不容易，我爸很不容易。他们都很不容易。
我其实也会经常哭。⻅不到父母的时候会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能⻅到父母了，可能会因为我跟爸妈有矛盾，或者发生了什么让我感觉自己得到的爱不够而哭。实际上我得到的爱太多了。
我爸妈不会告诉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我反共。他们会给我讲一些事，我听了之后对这个社会就逐渐有理解了。比如说伊利哈木的案子。我不敢相信，中国所谓说是优待少数⺠族，但是实际上竟然像纳粹一样把少数⺠族关到集中营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也打破了我对这个国家仅存的幻想。
在709事件发生的前半年到一年期间，有一次我爸妈出差，我独自在家。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说要找王宇和包龙军。我告诉他们他们都不在家。他说：“你开一下门让我们进去，我们是警察。”我当时特别慌张。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很害怕，也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我爸妈。我说：“不能让你们进来，”然后给我爸妈打了电话，说外面有一群警察就在门口。我爸妈气坏了。我跟警察说：“我爸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不开门，我没法开门，我爸妈真的不在家。”我真的挺慌张的。“求求你们走吧，真的不在家。”然后他们就走了。
我爸妈赶紧找了他们在当地的律师朋友来我家问情况，把这个事情发出去了。这些警察什么都没有提供就要进来，凭什么呀？家里除了我谁都没有，他进来要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吗？不就是为了吓唬我吗？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可能环境会变得更糟。那个时候我对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没有信任了，这件事之后，我对他们更没有信任了。
我爸妈属于那种一股闷头劲儿往死里冲那种，认准了什么他们就做了，我没感觉他们有多么紧张，但是他们真的为我感觉很紧张。尤其是这件事之后，我妈就决定一定要把我送出国再说。我的护照和去澳大利亚的签证很快就办好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个小反贼了。五六年级之后家里有网络了，我在网上对于国内的喝茶、查水表也有一些了解，对国外有一定的向往也很正常，不想离开的原因就是不想离开爸妈，这是唯一的不想走的原因，没别的了。
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他们送我出国，他们告诉我世界很大，国外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国内现在大环境也不好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有一点预感了。但整个人权行业还是在讨论大环境的恶化，并没有直接想到我们这个家庭在国内会不安全。我当时都想不到的，我觉得也不会有人能想到那么快。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大环境变差了，但是也不会想到那么快就有一个大规模的抓捕。
*
2015年7月8号的晚上，我和我爸准备出发去机场。我爸会送我到澳大利亚，陪我玩几天后再回国。我妈本来想一起送我们去机场的，但是我跟我爸都说，呀，那么晚了，送到家⻔口就算了，怕你一个人回来不安全。
那天晚上我记得都挺清楚的，因为那是我那一年多内最后一次见到我爸妈。
我当时还安慰我妈，我说你别难受啊，我就是出国嘛，随时想⻅面打个电话就⻅面了。
一路上的心情就挺忐忑的，觉得自己马上要面对一个新环境，也挺兴奋的，挺激动的，感觉好不容易润了，是件好事。而且我爸还在旁边。当时都没有想过国内的环境会变成那样。我以为随时回来看我爸妈都没问题。我还总跟我爸妈说，你们能出来的话还是出来，他们也总说没问题，早晚出去看你。
挺高兴的一件事。当时路上跟我爸聊天开开心心的。本来这该是我第一次出国，是很激动，很兴奋的事情。
到了机场之后就是换机票，托运行李，都还挺正常的。到了过海关的时候开始感觉有些蹊跷。我们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附近应该有很多人吧，但是我们到海关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应该是把人都提前清走了。我们还奇怪着呢，几个人就突然冲出来，便衣，把我跟我爸按倒在地。
我爸反应特别激烈。他冲他们大喊“你抓我没事，放了我儿子！”冲我喊“儿子，你要小心！”
“你别抓我儿子，你抓我怎么样都行，你放了我儿子！”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等到对方要把我们从紧急通道拖出去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要说一句话。我不记得我说的是什么了，时间有点久了。我就记得我爸说放了我儿子，不记得我自己说了什么。我当时脑子整个人都是晕的。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直接傻在那儿，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好像是说了一句“爸，我没事。”
出了机场之后，我和我爸就被分别押进了两辆警车。我坐在中间，左右两边的人抓着我的手。这时候我开始反应过来了。我问他们“你是谁？你们要把我带哪去?” 他们说“我们是警察。
你跟我们走就是了，你别管去哪，你跟我们走。”
他们一路开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在天津的旅馆。到天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我住的那一层没有别的人，警察应该也是提前清场了吧。白天的时候有两个警察在房间里看着我，晚上的时候留下一个警察，我睡一张床，他睡另一张床。
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还试图拿点主意。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我跟他们说你们放了我，我要走，我要见我爸妈。我还跟他们说我要看你的警官证。其实我就是装小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跟我说，你小孩听我们的话就行了。我说不行，你不给我看警官证就让我走。他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地上，威胁我说你要是不听话就把你给办了。
我特别害怕，一下子就老实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跟他们问什么了。没有再跟他们说要看警号什么的了。没有用。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胆小。之后我第二次被抓也是这样，一开始我还试着什么都不说，还要跟他们试一下，但是他们对我施加一点压力我马上就服软了。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很容易屈服的人。之后我对他们也就态度都挺好的，他们对我也态度都还好。
几天之后，警察让我在天津的姑姑来接我去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奶奶、我姑姑都不知道我爸妈已经被拘留了。我到了爷爷奶奶家之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我爸妈的朋友打电话。当时我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我爷爷奶奶老一辈人喜欢用电话薄，有时我爸妈也会在上面记几个号码，我就通过那个电话薄开始挨个找，挨个打电话。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一个大规模抓捕。
我爸妈的一些律师朋友说要来看我，我在天津也见到了几个。具体是谁这里不方便透露。其中很重要的是一个人给了我一台iPhone手机，让我下载telegram，不要下载其他软件。
那几个月在爷爷奶奶家每天都挺无聊的。自从我搬到北京之后，我爸妈也不太来天津的爷爷奶奶家了，老人家不大上网，家里也没有装Wi-Fi。我手机是3G，流量特别少，每个月用一点就没了。聊聊天还可以，但我当时其实已经跟很多初中朋友道别了，我说我要出国了。有朋友在QQ上问我到澳大利亚了没有，我没有回复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说我不仅没到，还被公安关了几天？我当时还挺重面子的一个人，我没法说这个事。
我初中成绩还不错，我爸就给我买了个任天堂游戏机。我天天打游戏，也会看电视，但其实就是打发时间。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度过时间了。我的初中同学都已经上高中了，我却在这里无事可做。
我在我爷爷奶奶家大概待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国保过来，装模作样地问我想去哪。我说那我肯定想出国，我护照和签证都有，你让我出国。他们说，出国你就别想了，你是想回内蒙和姥姥姥爷和小姨住呢，还是在天津跟爷爷奶奶住呢。我说那我想回北京。但是回北京也不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实际上我觉得我一点决定权都没有。
九月份的时候，我回内蒙准备上学了。我姥姥姥爷家有Wi-Fi，我就继续和我爸妈的律师朋友们网上联系。快十一的时候，唐志顺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出国，让我爸妈的事被更多人知道。我说我太想了，我本来就是要去澳洲的。他说，我有办法，你十一的时候什么都别带，来机场找我，别迟到。
他没有跟我透露过多细节。我不知道我是要偷渡出境了。
*
十一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发去机场找唐志顺。我一路上都很害怕。我觉得天哪，会不会在出事啊。这是不是违法的行为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我透露太多的细节，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
大部分过程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总之我们很顺利地从内蒙飞到了云南。我们在云南和幸清贤汇合后就继续开车了。到了边境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要从云南出境到缅甸。云南和缅甸交界处多山，正常的路肯定是会有边检的，但是不会交界处的每一座山都有，所以蛇头就带我们骑摩托车上山，越翻山越岭就过去了。
我记不清我们具体在缅甸停留了几天，做了什么。我一直在尽力忘掉这些。
*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包卓轩在缅甸的经过，此处引入一段唐志顺的叙述：
我之前是一个做草根维权的人。决定帮这孩子，是因为我和老包（包龙军）关系好。七月份我看他们被抓后怕为了警察用这孩子威胁他们，就想着得赶紧让包卓轩出去。
到了缅甸之后，之前沟通好的通行证办不了，我就觉得肯定是出岔子了。我提议在宾馆老实待着直到问题解决，但是包卓轩不行，他说吃不了这边的东西，要吃油条豆浆。
我说你咋这么多事？你是真不知道共产党什么德行。以为出了国可以随便闹了？我说你一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这时候就应该老实点。但是他非要跟家里联系，他不敢抢我的手机，但是抢幸清贤的手机，非要给他姥姥打电话。他就不断地作，然后让我给揍了一顿，揍完之后老实了。
但其实我也理解，他很害怕，他这年纪经历这种事不常见。这孩子不敢一个人睡，非要跟我挤一个床上，睡觉的时候缩得跟个球似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晚饭，结果就让人给盯上了。一辆摩托车围绕着我们转来转去，我想坏了，可能要出事。第二天早晨包卓轩还要去菜市场吃早点，我说行吧，我陪你坐牢，我要是不陪你坐牢你爸这辈子都埋怨我。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已经预感到肯定要被抓了。
果然，我们三个人叫了粥，我吃着烧饼，缅甸警察和中国警察的枪就指我们脑门上了。我说，你先等一会啊，你等我把饭吃完了。
他们把我们带回当地派出所里分别关到三个房间。我这边还在审着，就听到幸清贤那边叮铃咣当就开始了。后来我才知道，幸清贤被踩着肚子，屎都踩出来了。）
*
接下来继续包卓轩的叙述：
警察抓我的时候，我正和唐志顺在外面吃早饭。我们在露天的早餐铺外边摆的桌吃饭，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我记得大多数是便衣。他们说听话，跟我们走。然后把我放到了一辆车上，给我带上了头套，手铐和脚铐。
当时我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们把我关到了一个屋子里，说要给我做笔录。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他们说“你要是不说的话，这里可是缅甸，不是中国，我们一枪在这里把你打死扔野外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开始说了，我叫什么姓什么，家里人有哪些。
他们问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们问我谁指使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谁指使我的。他们问我跟唐志顺和幸清贤是什么关系，我说他们是我爸妈的朋友。他们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
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的时候只给我笔录的最后一页，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说你要给我看一下前几页，你要是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就不签字。我就那样说了一下，我后边的人就抄起一个棍子，狠狠地打我后背。我直接趴地上了。
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听话，这次打你后背，下次不听话就打你脑袋，打你脑袋出什么事我们就不负责了。我说我签我签，我全签了。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他也不允许我看什么，只允许我看到最后需要签字的那一页。还有他折角让我按手印的地方能看到。
我签完之后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群穿着警服的人。之前都是便衣。他们再次把我带上头套，手铐和脚铐，把我送上车，带回了云南的一个看守所。然后又是让我做笔录。那时候我就特别老实了。他们说什么我马上就做，让我签字我就签了，也就没有再怎么样我吧。差不多了就这样待了一天一夜。
之后他们把我软禁在云南的一家宾馆，晚上睡觉不允许我关灯。每次他们跟我交流的时候都显得很关心我的样子，跟我说你千万以后不要这样了，我们这次可是给你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你救出来啊，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听他们的这些话了，要是没有我们你都出不来。
再后来，我被送回来我内蒙小姨家。我回到内蒙上高中后，焦点访谈和当地的新闻都报道了我这件事，说十六岁男孩被外国势力蛊惑偷渡出境，被我方正义警方制裁。我的名字和照片都被公开了。他们还在我的教室里安了三个监控，班里任何位置他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学校的监控室完全腾给他们的人了。
我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班里装那些监控是因为我，导致我刚回学校的时候有被霸凌过。我们班主任算是比较和蔼的老人家，她会告诉我们班别的同学不要这样对我，但是她没法保证别的班同学对我怎样。
有时候走在走廊里就有人冲我喊，呦，这不是偷渡的那小子嘛。
国保在我们家门前装了一个感应器，哪怕是我出门去买支笔，我只要一出门，感应器就会感应到，然后他们那个对面的屋子就会响，国保就出来，问我要去哪儿，说我们带你去。我说我就买支笔，明天考试了，我笔坏了，我要买支笔，他们就说我们跟着你去，然后会有两个人跟着我去。我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
我上学放学，他们车接车送。有一个国保几次都是用警车接送我。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蛮要面子的，要是同学们看我天天坐警车上放学，该怎么想我啊？我很生气，我跟他说你如果再拿警车接送我，我就不仅要给你们上级反映，而且我再也不上课了。他怼我，说你他妈愿不愿意上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就不想上学了。我得说明一下，初中的时候我成绩是很好的，在北京考一个好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内蒙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基本不学了，成绩也很差很差。我们一周六天半的课，我上四天算多的。我从来不写作业，不是给懒惰找借口，但是确实写不下去。我没办法去想学习，我想我爸妈都来不及，想我自己我都来不及，更别说去想学什么了。就算去上学了，我就跟同学聊聊天儿，有时候趁老师不在看小说。
在内蒙的前半年我小姨家里是没有Wi-Fi的。国保撤掉了我们的网络，我只好有时候去楼下的面馆借他们的Wi-Fi上网。
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抑郁了。我和小姨、姨夫住在一起，他们给我提供住处，给我做饭，我应该是感谢他们的。但是我那段时间总和他们吵架，有点小事我就崩溃了，我就会叫喊。我不是跟他们吵架，是我自己就崩溃了，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就会喊。我开始失眠，每次我说我睡觉了，但实际上我整晚睡不着的，一晚上翻来覆去。我小姨发现了好几次。她是上夜班的，有时候凌晨几点钟回来，我虽然关了灯，但是她发现怎么有光呀? 推门一看我在看手机就叫我快睡觉，但我根本睡不着，看不看手机我都睡不着。
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Radiohead。 最早接触的他们的歌是Creep，但后来我发现我最喜欢的是Paranoid Android. 我听着那种很丧的旋律，感觉反而能被治愈。我也很喜欢The Bends. 有段歌词是 “I wish I could be happy, I wish that something would happen, I wanna live and breathe, I wanna be part of the human race.” （我希望我能快乐起来，我希望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想要生活、呼吸，我想要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I wished I could be happy. I wanted to be part of the human race.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如此的孤立无援。
很多时候晚上半夜凌晨一两点，我在被子里躺着就开始哭了。我想起我爸妈，睡不着，我就开始哭。那时候都高中了，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忍不住这个情绪。
有一次我在学校，国保给我看了我爸妈给我写的一封信，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啊。看到那封信，我就特别特别的难过。我妈说见字如面，我想我不可能看到你，怎么见字如面。她说她在里面一切都好，可是她怎么可能一切都好啊。
我在学校里就突然哭了。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一些。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构成，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构成。我爸妈都是很好的人，为什么。
那段时间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我想爸妈出不来了，我学习不好，没有前途。一辈子就这样吧。可是我妈后来又给我写了几封信，她说她一切都好，很快就能出来了。这是我的支柱。我给我妈写了回信。我还写了诗呢，我不记得具体写的什么了，反正也写得不怎么样，但是我想也许我妈看到我的诗会高兴一点呢。但是最后她也没收到。即使国保说会把我的信传给她。挺可笑的。
2016年的8月，我爸妈被放出来了。有一天国保跟我说，有个惊喜要给我，我心里就隐隐猜是不是能见到我爸妈了。真的就见到了。我第一次觉得带我去见我爸妈的那两个国保都特别亲切。我见到了我爸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我爸妈也哭，什么语言都表达不出来。我爸本来特别壮，回来的时候瘦了一圈，我妈也是。他们什么都不跟我说，只跟我说在里面挺好的。
我和爸妈继续留在内蒙。每次出门，国保都跟着。能天天见到他们，我的抑郁症状轻了很多，生活也有了希望。但是在天津的两家精神科诊所，爸妈给我挂了专家号，结果显示我有中度抑郁症。但我一直认为我只是轻度抑郁症，我能自己调整得还不错。后来，爸妈和国保谈判，希望能回北京居住。大概两年后，我们终于回去了。爸妈要我学英语；那时，我的英语水平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时几乎没怎么学过。他们又与国保交涉，要求归还我的护照。虽然美国的签证不好办，但我先去了澳大利亚待了一年。
去机场的时候，我爸妈都来送我了。还有几个国保跟着，搞得我有些PTSD。我自己心里就很乱，走之前一直语无伦次，跟我爸妈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实有挺多话要说的，但是直到我离开也没有说出什么有用、有价值的东⻄，就是跟爸妈说哎我在那边会好的，你不用想我。我爸妈情绪还可以，跟我说要多运动，好好学习，少打游戏，也都是些很平常的祝福的话。我一直忍着不哭，我是不希望自己哭的。
最后走的时候我还是哭的不得了。我是转头以后就开始哭了，没让我妈看到。一直到飞机上都哭了很久。我是带着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最后一次能跟父母面对面交流的觉悟离开的。我父母也告诉我，这次走了，下次我们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可能是无数年之后，甚至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
在澳洲的一年，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总是有被害妄想症，觉得我上学都会有人跟着我。有次有人打电话要我个人信息，现在看来应该是电信诈骗，但我以为国保又要来窃取我的信息，要来害我。那段时间我就经常待在屋子里不出去。
一年后我决定去美国。作为一个小反贼，我对美国是向往的。灯塔国啊，自由民主。结果到了海关我就被扣下了，他们说我有移民倾向，要遣返我。我对美国的向往一下子被浇了一头凉水。我说怎么遣返啊，他们说可能是遣返回澳大利亚，也可能是遣返回中国。
我一下子人就懵了，我说遣返回中国不行，这样子的话我父母所有努力不都白费了。我最害怕的就是回中国了。我当场申请了政治庇护。
我被送到了移民监。这种监狱的环境再次引起了我的PTSD。一开始的半个月我在单人监，几乎彻夜不眠。当时我试图给自己暗示，我告诉自己这和国内我待过的单人监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洗手间，有张挺大的床，有钱的话甚至可以买一些游戏设施。但是没办法，你告诉你自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的脑子不信，你脑子会非得会往那个方向去想。我的生活绝望了，再一次陷入绝望。
后来我去了一个多人大间，状态就好了很多。那个房间里有很多中国人，会跟我聊天，会安慰我，照顾我。而且在房间里另一个会英语的人转走之后，我成为唯一会英语的人，就像是当了大哥一样。我觉得还挺帅的。比如说他们想跟狱警要个毛巾，想跟某个墨西哥来的人换个火腿或鸡腿，我都会帮他们翻译。
我在移民监遇到的很多中国人都是在国内做生意做不下去了，没办法，就只能偷渡。再有一些就是惹上事儿了，比如说有个大哥在国内是做赌场生意的，他本人会去讨债，但是惹到不该惹的祸， 被追杀之后一路就跑到美国来了。
从移民监出来后，我一开始在加州住在我父母认识的一个白人牧师的家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会主动帮助我。我在加州逐渐开心起来了，出门不再担心被人跟踪。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自由。加州风景很美，我也逐渐交了一些朋友。可以说加州治愈了我。
**
记者手记：
我曾经的新闻教授、编辑告诉我，记者与采访对象是平等的关系。记者应当保持专业、尊重的态度，但是不需要因为对方愿意接受采访便抱有额外的感激之情。
然而我的确也必须要感激本文主角包卓轩的时间和精力，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愿意向我袒露他人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感激他愿意回看甚至再次经历那些黑暗的勇敢。
在进行采访之前，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提问会对包卓轩造成二次伤害，引起他的PTSD。根据我接受过的创伤报道训练，我尽力将采访过程中的主动权交给包卓轩，包括请他选择最让他感觉安全舒服的采访地点，告知他他有权不回答我问的问题并不需要对此作出解释，并且可以随时终止这次采访。
当我问他“我还可以做什么让你在采访过程中感到更安全吗？”包卓轩说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之前没怎么接受过媒体采访。每次跟别人讲这些故事，我当天晚上都会睡不着或者做噩梦。”
距离709已经过去了八年多。在采访过程中，当我追问起709经过的细节，包卓轩多次表示很多事情他已经记不清了，有的细节他也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努力忘掉。
然而，即使过去了八年多，当我们或坐在加州的一个房间里聊天，或在公园里散步谈起这些往事时，包卓轩依然会发抖，紧张地搓手，挠头。
我曾多次考虑终止这场采访。“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随时终止这次采访，”我反复告诉他，但是， 让我感动也愧疚的是，包卓轩在短暂休息调整之后，总是告诉我“没事，继续吧，我想继续。”
我们第一天结束采访后，在他开车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我感到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你希望我陪你聊聊天或者吃点东西吗？”我注意到他在轻微发抖。“没事，你回去休息吧，”他把头转到另一边去，我听到他声音也在发抖，似乎夹杂着哭腔，“你快走吧。”我担心继续强行跟他共处同一空间只会加剧他的紧张，于是在告诉他如果不想一个人待着请随时给我打电话之后，我下车了。还没走远，我听到车里传来一阵哭声。回到房间不到十分钟左右，我接到包卓轩的电话。
“我刚才差点撞车了，”他告诉我，“我现在一个人有点害怕。”
“你在哪，我马上来找你。” 我一路狂奔到包卓轩在的停车场，看到他还在发抖。我们绕着停车场走了两个多小时，从中国互联网上的种族歧视现象聊到铁链女。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包卓轩表示他情绪稳定了，我们各自回住处休息。
第二天采访过程中，当谈到读到他妈妈狱中来信说自己一切都好，谈到与父母再次团聚看到他们都瘦小了一圈时，包卓轩再次多次失声痛哭。
我问他，“回忆这些让你如此痛苦，你为什么依然决定接受这次采访呢？”
“我每次讲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心里不太舒服，有点压抑，或者是当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但是在讲之前我都挺开心的。每次如果说有人跟我说准备一下讲，我都会说好，太开心了。我希望能让别人知道一下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
当我们不聊709，不聊他曾经在国内的经历时，我几乎会认为包卓轩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大男孩。他喜欢问我他是不是特成熟，车技是不是很厉害。他向我请教如何变得更精致，在见我前还悄悄地用遮瑕膏作为粉底化了妆；为此，我带他去了Sephora挑了真正的粉底。他喜欢迪士尼和环球影城，但并不敢坐过山车或跳楼机；他偏爱小朋友们喜欢的旋转木马。
我的新闻教授、编辑曾经还告诉我，记者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该跟采访对象过于亲密，发展成朋友关系。
在第一天结束采访后，我向包卓轩表示感激，感激他愿意跟我分享这些故事。他有些失落地说，“不要说感谢啊，朋友之间不会那么客气。” 后来他送我去机场时，他多次问我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吗？” “当然，” 我说，并且约定了下次一起玩的时间。
我们当然是朋友。在他信任我，把心里最痛苦的回忆剖给我看时，在我们一起经历很多或惊险或快乐的、在这里处于我的个人身份安全考虑无法展开的事情后，人的感情会超越一般新闻操作的界限。
本篇文章采用包卓轩自述整理，是希望读者能听到不经过记者加工的包卓轩自己的声音。写下记者手记，是因为在自述之外，包卓轩有着更脆弱、更可爱的一面。
很荣幸，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作为包卓轩的朋友，我在这里向世界呈现包卓轩的故事。这绝不是对于709最详实的报道，这甚至不是对于王宇、包龙军、包卓轩这个家庭最全面的报道。我希望你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对于一个15岁孩子来说709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一个23岁的人来说回忆15岁时经历的709意味着什么。
致包卓轩和全中国的青年——五四青年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