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抗议等群体性事件法律风险评估与应对
白纸运动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最大的自发性抗议事件。根据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相关报道，本文汇集了一些典型案例并进行法律梳理，为类似事件的法律应对提供几点参考。
一、参与聚集活动前的心理准备
有关报道称：“电子监控轻松调取大部分参与者的个人信息，警察警告电话、上门登记、甚至直接带走的情况铺天盖地地网住这些运动者的城市”。
中国已经进入大监控、大数据时代，视频监控、互联网监控、通讯监控、手机定位跟踪、面部识别无所不在，尤其是大中城市人群容易聚集区。围观或参与一场运动，需要做好可能被公安人员现场或事后盘问、讯问的心理准备。
二、现场应对盘查和查验身份
盘查的法源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是盘问和检查的的简称。《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所以，盘查必须是针对有违法嫌疑的人员，且公安人员应该出示相应证件。没有合理情形，不得不得带离现场到公安机关继续盘问。类似白纸运动等群体性事件，公安人员都是根据上级指令以现场管制名义查明身份。
什么是现场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七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不是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启动所谓现场管制，需要“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即便是现场管制，公安人员也是需要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才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三、应对讯问
1、讯问室幽暗封闭的环境，很快使人陷入一种孤立无援境地。通常活动参与人特别希望尽快完成讯问回到安全环境中。除非事态紧急，讯问公安人员一般会采取“冷处理”，让当事人急不可耐，主动要求赶快处理完毕，整个讯问活动就能顺利推进。活动参与人应该让自己尽快的适应讯问环境，消除恐惧感。即便碰到“冷处理”措施，也尽可能维持体力，保持定力和耐力，以应付讯问。
2、通常讯问也是是“有文有武，有张有驰”，譬如先上来一波就是凶神恶煞、恶骂贬损、甚至拳脚交加。接下来就是政策攻心、好言相劝，不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做笔录时，也是红白脸组合，有打有拉。他们还是希望在程序规定的时间内，把问题解决。
3、在没有确凿的视频、音频、文字证据时，口供是讯问人员唯一寄望突破的证据。如果抵制住诱供，逼供，讯问笔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4、当然签字前，必须认真核对笔录，不要只相信讯问人员的宣读，中国仍然是“口供为王”的证据体系，笔录一旦签字，再要推翻就非常难。
四、国内隐居或境外暂避的评估
参与聚集活动后，如果面临调查的可能，担心被搜查、牵扯更多的人或事，可以考虑在国内隐居或者暂时离境回避。
很多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抓捕或调查浪潮，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即便持续也会打压力度下降。所以国内隐居、境外回避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方式。
以2019厦门聚会案为例，2019年12月26日首批聚会者被抓捕后，本次聚会的主要参与者许志永在国内逃亡，到2020年2月15日才被抓捕，而且逃亡期间许志永多次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活动人士来说，在国内逃亡隐居一段时间就更是可能的。
离境暂避风头当然更加安全，特别是没有进入边控名单的活动人士，能够正常出境，本身也是对事件严重性、关联性的重要评估因素。
五、如何委托律师和咨询律师？
活动参与人士或其家属，可以向市场化的律师事务所咨询或者委托律师的事宜，不过要考虑这些刑事辩护律师在压力之下会与官方合作。
白纸运动出现系列抓捕个案后，十余名中国律师在网上发表声明，“我们由衷感谢并致敬每一位表达者。愿意为因表达而失联/被抓的人士，提供法律维权咨询等所有力所能及的免费法律服务。欢迎联系我们中的任何一位。”
虽然中国律师界经历了709镇压，但还是有一些律师在顽强的坚持人权工作，活动参与人士及其朋友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与这些律师联系上，以安全的通讯方式获得法律咨询或办理委托手续，事先做好被捕前的法律帮助的准备。